召开安全月会,对殖民地的文化输出:甲子园比赛的暗面

麦丁网 2019-06-13 09:15 阅读105次

1926年8月15日清晨,时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礼次郎乘坐列车抵达大阪站,随即转乘阪神特别列车继续他的旅程,目的地是两年前刚刚建成的西宫市甲子园棒球场。

此刻的若槻内阁刚成立半年,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难题。关东大地震后,日本国内尚处于恢复重建阶段,伴随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是方兴未艾的左翼运动。一年前,以防范日本国内共产主义左翼运动为主要目标的《治安维持法》刚颁布施行。一个月前,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,日本当局则还未拿定主意如何应对。尽管如此,若槻首相仍坚持亲赴甲子园,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运动大会在日本社会的特殊地位与巨大影响。

上午十点,若槻首相出现在甲子园球场的特别席上,亲眼目睹宏伟的球场与座无虚席的看台,不由感叹:“真是了不得啊!”

代表比赛主办方——《朝日新闻》的专务下村用麦克风在场内广播道:“我国内阁总理大臣亲临球场着实难能可贵,这为本届大会更添一层光彩。”

随后,若槻礼次郎的祝词也通过麦克风传到场内数万名观众的耳中:“刚健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,国民体育之进步乃国家向上之要素。诸君通过公平竞赛,促使国民体育进步,实为无比幸福之事。祝愿诸君之健斗!”

烈日下,若槻礼次郎看得聚精会神。《朝日新闻》的记者问他:“您看得懂棒球吗?”

若槻答:“虽然看不太懂,但见识到了勇猛的气势。”

记者又问:“阁僚中有人打棒球吗?”

若槻答:“诸位都不太在行,只有币原略晓一二。”?

当时币原喜重朗在若槻内阁任外务大臣,他对棒球的认知多半始于他的高中母校——旧制第三高等中学(三高)。在京都地区,三高算是数一数二的精英高中,可与东京的第一高等中学(一高)相提并论。而三高的棒球部同样历史悠久,实力甚至不逊色于一高,自1904年后,一高、三高之间的棒球对决便渐成传统。至1948年,双方前前后后共打了三十八次比赛,三高胜十九场、负十八场、平一场,实力可见一斑。币原喜重朗在校期间对棒球感兴趣或有所了解,自是在情理之中。实际上,在当时的日本,精英学校大多看重棒球运动,甚至将其视为磨练学生精神力的最佳方式而大力推广。

召开安全月会,对殖民地的文化输出:甲子园比赛的暗面

时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在甲子园观赛

召开安全月会,对殖民地的文化输出:甲子园比赛的暗面

首相若槻礼次郎的签名球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日本学生棒球兴起之时,正是甲午战争落幕之际,近代日本正迎来第一波民族主义、帝国主义思潮的高峰。武勇、团结、坚毅、纪律等精神特质,不仅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皆努力推行的意识形态口号,亦成为日本棒球运动精神至上主义、胜利至上主义特征的历史渊源。换言之,球场上的胜败似乎就是民族国家竞争优劣的缩影。而日本化的棒球运动,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“武士道修炼”成为日本帝国二十世纪的“新国粹”。而在甲子园的赛场上,若槻正是以此角度来评价棒球比赛。

甲子园球场上的“大连商业高中”

若槻到访的这一天,是“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”即“夏季甲子园大会”的第二个比赛日,球场上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大阪代表浪华商业高中和所谓“满洲”代表大连商业高中。若槻入场时,比赛正进行到第四局上半,大连在第一回先下两分,正以二比零领先。

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后,日本先后将台湾、朝鲜纳为自己的殖民地,又将中国东北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势力范围。1895年甲午战争后,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;1904年日俄战争后,俄国在东北的利益由日本接手,建立“关东州”日本租借区;1910年《日韩合并条约》签订,朝鲜被日本吞并。伴随战火硝烟的弥漫,数十万日本人从“内地”(日本本土)移住“外地”(台湾、满洲、朝鲜、南洋诸岛),多数怀揣着闯荡新天地的壮志。

在大连、青岛、奉天等地,都有众多日本人聚居,渐渐也就有了日本人学校,而大连商业高中便是这样的学校。以该校为例,其参赛选手全部是日本人。当时日本人在大连兴办的学校分为官立、公立、私立三种,男女分学。大连商业是一所私立男校,作为东洋协会(现拓殖大学)的分校,学生多数是南满铁道职工的孩子。对大连的日籍高中生来说,一千三百公里之外的甲子园虽然遥远,但并非遥不可及。他们的球队不仅是“满洲的王者”,在甲子园也连续两年打进前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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