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法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

麦丁网 2019-04-15 23:07 阅读162次

  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邹佳铭

  众人关注已久的顾雏军再审案终于尘埃落定,其结果彰显了国家加强产权保护的态度和决心。

刑法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

  2019年4月10日,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的的法槌落下,众人关注已久的顾雏军再审一审终于尘埃落定。除对顾雏军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之外,撤销了原判对其他罪的认定和量刑。

  这无疑是自中央提出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以来的一个标志性案件。它折射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现有的文化、制度、环境背景下的生存困境,我们在为该案再审改判鼓掌的同时,也应该透过个案反思其成因。从根本上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——这才是该案改判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  顾雏军案涉及的三个罪名:虚报注册资本、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和挪用资金罪。长时间以来这些罪名一直是套在民营企业脖子上的枷锁:

有数据显示,90%以上的公司注册资本不实;

据《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》,挪用资金罪一直是民营企业的高频罪名;

在上市的民营企业中,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,乃至于这个罪名成为对上市公司“选择性执法”的一个抓手。

  古人说:“法不责众”,如果一种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相对比较普遍存在,我们就应当反思立法的科学性和必要性。

  拿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言,该罪诞生于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,考虑到虚报注册资金产生的资信不足,容易孳生诈骗、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犯罪,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,1993年12月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,登记机关对于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,“可以责令改正”,“处以罚款”,“情节严重的,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”。同时规定: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  但是,当时适用的刑法并未对此作出犯罪的规定,直到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》将此行为明确犯罪化,并于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吸收入刑法典。

  至此,虚报注册资本罪成为悬在民企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十查八准,随时可以置民营企业家于犯罪境地。

  刑法的“最后手段性”

  从现状而言,当初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入罪的理由是客观存在的。但是,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,有危害性的行为是否达到了“严重”的程度,不得已以刑法来规制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刑法的“最后手段性”,才是问题所在。

  首先,从入罪的理由而言,对于虚报注册资本可能孳生的诈骗、虚开发票等犯罪,刑法都有相应的罪名,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和惩戒,无需将犯罪线前置到公司设立之初,这种立法是过剩的;

  其次,从罪名设立的实际效果而言,由于违法行为普遍存在,该罪名实际处于“休眠状态”,这种立法是虚置的,反而为插手经济纠纷打开了方便之门,孳生了大量损害民营企业产权的案件;

  最后,从罪名设立的社会效果而言,要求公司设立之初具备一定的注册资金,提高了创业门槛,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。对照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,除特殊行业之外,对普通公司都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额要求。

  基于此,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关于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>第一百五十八条、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》,明确虚报注册资本罪“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”,也就是说除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、银行、证券、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外,对普通公司取消了虚报注册资本罪。

  自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过程,这种转型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,更是制度和观念的更新。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地理环境、经济活动、政治结构的封闭性,形成了古代法“以刑为主”的特点,法律缺乏明显的层级性,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的控制和稳定,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,会严重扼杀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,这也是取消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根本原因。

  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无可置疑具有社会危害性,但是这种危害性可能是伴随任何社会管理规范出台而普遍存在的,并不会对市场的基本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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